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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规范构建的调查与研究
作者:石景山法院课题组  发布时间:2019-12-27 19:39:37 打印 字号: | |

引言

作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专业法官会议的核心职能是为个案法律适用提供咨询意见,衍生职能是统一法律适用及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主审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1](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实践自行其是,运行效果不一。事实上,即便《指导意见》已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定位及基本运行规范,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功能能否在实践中达成尚需在更深层次探索。

一、溯源: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基础

(一)理论基础:群体决策理论

群体决策是通过某种规则,把不同的成员对于方案集合中所有方案的偏好进行排序,变为一个决策群体的妥协或一致的群体偏好序,群体决策的过程是找出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接受的效用函数。[2]群体决策天然的具有耗时长、易出现少数人控制及多数人服从现象、降低成员责任感等局限性。专业法官会议在应然层面上仅具备群体决策过程,并不必然要求达成一致或多数决策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决策理论无法应用于专业法官会议,一方面,群体决策的复杂性更多体现在决策过程中,群体决策理论所涉及的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有助于优化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规范,另一方面,专业法官会议契合群体决策过程,群体决策的固有缺陷也或多或少存在于专业法官会议机制中,因而,应借助群体决策理论,在专业法官会议运行中竭力克服群体决策的局限性。

(二)历史基础:古代会审制度

会审是“会同审理”的意思,它是中国古代多人共审重大疑难或特殊类型案件的组织形式。在会审制度下,由来自多个机关的多个行政官员参与一定案件的审判,作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裁判,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是我国古代司法民主的独特表征,此外,会审制度还包含着权力监督制衡的价值目标,让其他行政机关的官员参与会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司法权和抑制司法专横的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在中央专制集权及司法行政化背景下,由于会审制度中的官吏仅具有讨论权,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最高统治者手中,这种监督制衡的作用极其有限。[4]由于在司法体制语境下的专业法官会议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制传统的内在传承与影响,因而应当将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置于历史镜鉴与司法全局视野下考量完善。

(三)实践基础:审判长联席会议

专业法官会议的现代司法实践可追溯至审判长联席会议,它是各地法院自下而上探索总结出来的一种司法经验。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产生背景为审判长选任制的实行和合议庭职能的加强,合议庭及法官独立裁判权空间扩大后,庭长需要借助审判长联席会议这一平台掌握审判工作情况,并以集体决策的方式来影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裁判,集体研究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专业法官会议的产生背景与审判长联席会议十分相似。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背景下,不少法院直接将审判长联席会议转型为专业法官会议。

二、正本: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设计

(一)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功能

尽管自2013年起,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规定就散见于最高法院发布的各类改革文件中,但2018年11月28日出台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功能,具体如下:

1.提供咨询参考意见

此项为专业法官会议的核心功能,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应当以案件讨论为载体,基本定位为服务办案,其他功能的实现均需建立在为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办案提供咨询参考意见的基础上,议事主题并非是无具体案件背景的抽象法律问题。此外,专业法官会议形成的讨论意见对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仅具有参考意义,没有强制效力,是否采纳由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独立决定。

2.服务审判监督管理

此项为专业法官会议的衍生功能,主要通过讨论“四类案件”[5]实现,在该功能定位项下,专业法官会议是院庭长对“四类案件”行使审判监督管理权的平台,同时也是审判委员会的前置过滤机制。院庭长可以决定将“四类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并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3.促进法律统一适用

此项亦为专业法官会议的衍生功能,主要通过讨论裁判规则、尺度有待统一或者在法律适用方面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以及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规则、尺度不一致的案件实现。在该功能定位项下,讨论此类案件的专业法官会议可以通过会议成果转化促进类案的法律统一适用。

(二)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特点

通过对专业法官会议具体制度文本的分析可知,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的顶层设计遵循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在维持审判权与审判监督权的平衡过程中彰显出极大的制度张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制度特点上:

1.议事与决策分离

专业法官会议仅对具体案件进行讨论,既不决定所讨论案件的司法裁判,也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司法责任。议事与决策分离的制度特点并不会减损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价值,相反专业法官会议的价值更多体现在议事过程而非决策结果上,这是因为群体决策发挥集体智慧的本质要求即为多方民主参与,在议事中增强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与接受度。

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原理是各种观点对最终决策的影响之间的角力,更为重要的是,最终决策的责任承担者并非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甚至院庭长,因而在“司法责任制”外部环境完备的基础上,法官出于保护自身的考量,并不会仅因权力影响而改变自身决策,相反会使案件承办法官对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保持警惕,尤其在专业法官会议意见或者院庭长意见不能完全说服承办法官时,承办法官宁愿选择坚持己见,在这种角力过程中,院庭长审判监督权反而会落于下风。

2.对审判监督权的反监督

专业法官会议不仅是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重要平台,也是对院庭长审判监督权实行的反向监督,避免院庭长为不正当干预案件提供便利。通过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在有众多资深法官参与讨论情形下,院庭长随意干预案件的空间会被大大压缩,对会议全程留痕还能够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行使过程,在这种反监督机制作用下,院庭长如果不同意承办法官的意见且承办法官坚持己见,只能通过提请审判委员会来改变决策结果,因此,专业法官会议的这一制度特点不可避免的将其自身与审判委员会联结起来。

三、现状: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实践

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出台后,各级法院对专业法官会议纷纷进行探索实行,并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专业法官会议规则文本,这些规则文本大都制定于2014年至2017年,笔者在广泛收集30余份不同层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规则文本基础上,向12家有代表性法院[6]发放调查问卷,样本法院涵盖我国东、中、西部省份,主要根据法院收案量、法官员额数、专业法官会议等类似会议机制运行时间及运行特点等因素确定,从制度设计及实际运行两个实证角度检验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状况。

(一)专业法官会议的规则文本

各地法院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规则文本均大体包含以下内容:功能定位、设置方式、人员组成、议事范围、发起方式、议事规则、结果运用。有的地区采取高级法院出台适用于辖区内所有法院的工作指引或指导意见、辖区内中基层法院参照适用的方式,[7]有的地区采取高级法院仅出台适用于高院自身的制度文件、辖区内中基层法院自行决定是否运行专业法官会议以及如何运行的方式。[8]具体归纳如下:

1.功能定位

各地法院均将专业法官会议定性为咨询机构,且无一例外在讨论研究案件之外,另行赋予了专业法官会议统一法律适用、院庭长监督案件、审判业务学习研讨、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审判信息交流、审判运行态势分析以及过滤拟提交审委会案件等项职能。究其原因,一是在法院审判决策机构机制相对成熟发达的今天,审判参谋咨询机构机制建设的发展程度相形见绌。面对还权于法官背景下审委会研究决策个案功能的势微,法院对咨询机构及其职能应然扩张的渴求与日俱增;二是受制度沿袭影响导致专业法官会议与庭务会、审判长联席会、法官联席会等相关制度杂糅,而这些相关工作机制的职能并不限于或基于案件讨论,出于“成本-收益”考虑,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势必承载众多功能,有试图效益最大化的发展倾向。

2.设置方式

各地法院大多根据审判领域对专业法官会议进行条线设置,比较特殊的有:(1)广东深圳中院、北京朝阳区法院、天津滨海新区法院在条线设置基础上,还在全院范围内跨审判领域设置;(2)北京三中院在内部自上而下设有三个层次的专业法官会议,即审判庭法官会议、条线专业法官会议和联席法官会议;[9]3)江苏徐州中院、北京房山区法院采取非常设的方式,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相关法官召开,灵活性较大;(4)兰州新区法院为改革后新设立的法院,由于法官人数较少,[10]并未按条线设置专业法官会议,而是由全体法官组成法官会议,既讨论决定行政事务,也讨论研究具体案件;(5)一些法院除了在常规审判领域设置专业法官会议外,还在审判监督、国家赔偿、执行等领域设立专业法官会议,如丽水莲都区法院创新设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对复杂、新类型或类型化、多发事项提供咨询意见。

3.人员组成

此外,大多数法院召开专业法官会议时除法官外还有其他人员参加,例如业务部门审判辅助人员、审判管理部门人员、审判研究部门人员等;还有法院邀请其他法院资深法官或法学院校学者等参加专业法官会议。

4.议事范围

与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定位相关联,各地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的议事范围大体可分为两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及其他审判业务相关事项。

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各地法院几乎均沿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四类案件”的规定,规定大多比较模糊或笼统,部分用语的表述在文字逻辑上有重合交叉的地方,且常以“院庭长或审判长认为应当提交研究的其他案件”作为兜底条款,很难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作出清晰明确的识别。

对于“其他与审判业务相关的事项”,各地法院竟将专业法官会议议事范围扩充至12项,包括:审判执行态势分析及工作部署、办案协调及业务管理、审判经验交流与业务学习、案件评查及优秀法律文书评比等。

5.启动程序

各地法院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均规定了两类启动主体:一是合议庭或承办法官;二是院庭长。在合议庭或承办法官提请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这一情形下,仍然需要经过院庭长批准,院庭长在专业法官会议的启动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部分法院对专业法官会议的参会人数还有要求,如参会人数未达到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数的三分之二或未过半数等,则无法启动专业法官会议。此外,受到广泛讨论的还有启动专业法官会议的材料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实践被批评为“仪式化”色彩严重,无形中提高了专业法官会议的启动门槛。[11]

6.议事规则

部分法院专业法官会议议事规则隐含“少数服从多数”原理,要求形成多数意见,有的法院在议事规则中规定了表决程序,有的法院甚至规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议题应形成一致意见或倾向性意见,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参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的意见即为倾向性意见。”但大多数法院采取的是“不实行表决,主持人可归纳形成主要意见”这一做法。各地法院之所以强调专业法官会议要形成“多数意见”“倾向性意见”或“主要意见”,目的是使专业法官会议与合议庭复议、审委会讨论有效衔接。

7.意见处理

意见如何处理是专业法官会议的关键环节,这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各地法院均明确专业法官会议形成的主要意见以及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发表的意见不具有强制适用效力;另一方面,由于专业法官会议同时是院庭长行使审判监督权的平台,如院庭长认为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应当采纳专业法官会议意见而合议庭或独任法官并不采纳,可通过制度联结设计,将院庭长的审判监督权落脚于提请审委会讨论权。

专业法官会议意见处理模式主要涉及两个环节:专业法官会议意见形成后是否复议、复议后是否提请审委会讨论。由于这两个环节处理方式不同,导致出现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处理模式,归纳简化后可抽象为以下链条:

此外,还存在一种特殊情形,即在上述第一个环节之前,当专业法官会议本身就某一案件的讨论分歧较大、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时,提请审委会讨论研究。

(二)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效果

笔者通过向12家法院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其2018年专业法官会议的召开情况,数据统计项目包括:共计召开次数、为个案咨询召开次数、讨论个案数量、为研究其他事项召开次数、研究事项数量、院庭长主动提议召开次数、法官提请召开次数。其中4家法院由于欠缺归口管理及日常统计,全部或部分数据无法提供,即使是可以提供数据的法院也或多或少存在统计标准不一、数字不精确等问题。

从已获得的数据来看,专业法官会议召开次数与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员额法官数量(图表中以人均结案量表示)并非呈现有规律性的直接正相关或负相关,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新类型案件较多的法院如处于经济及产业活跃地区的法院,以及统一法律适用需求较大的法院如体量较大的中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召开次数较多。

对专业法官会议在实际运行中的议事范围及启动方式进行调查后发现,专业法官会议的民间性、智库性特点在各地法院司法实践中的凸显程度不一。

调查问卷同时显示,专业法官会议的两个需求端即案件提请法官与参会法官均对该项制度持以正面评价及欢迎态度。

除却前已述及的对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定位及制度价值认识存在偏差外,造成专业法官会议的民间性、智库性特点不突出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归口管理不够高效、配套机制不够健全、运行程序不够畅通、外部环境不够完善等客观因素,急需制度层面的供给侧改革,这从专业法官会议的归口管理部门[12]对召开专业法官会议激励措施的态度可窥一斑,具体而言,针对调查问卷中“贵院如何激励法官提请召开个案咨询专业法官会议”这一问题,仅1家法院选择“降低会议召开门槛,简化会前准备事项”及“提高法官会议参会人员专业性,邀请专家学者参会”措施,3家法院表示无激励措施,8家法院选择“无需激励,针对个案咨询的专业法官会议并非越多越好”。此外,只有6家法院召开专业法官会议会均形成咨询意见,仅3家法院建立了对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履职考评机制。

四、启示:域外相关制度考察

域外司法实践中冠以“法官会议”之名的制度或者为最高法院的一种受理宪法审查或法律解释的特殊审判组织,或者为负责司法行政事务的议事机构。除“法官会议”外,包括“法庭之友”“大法庭”“法律座谈会”等制度在法律解释与咨询、统一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与专业法官会议存在功能重合。域外实践对完善我国专业法官会议运行规范的启发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域外相关制度实践大多仅存在于最高法院,解决的是具有基础法律意义的法律解释或适用问题,履行这一职责的法官会议、法庭会议或大法庭均为决策机构,以表决方式形成最终意见,并对下级法院具有法律意义或事实意义上的拘束效力,这与我国最高法院审委会发布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相关职能类似。

第二,域外相关制度实践的讨论载体既有具体案件,亦有抽象法律问题,甚至法律法令,但即便是具体案件,处理方式亦是将具体法律问题改写成抽象法律问题再进行讨论,例如德国的大审判庭、台湾地区的民事庭会议、刑事庭会议及民刑庭总会议。因此,诚然专业法官会议的基本职能定位是为具体案件提供参考咨询意见,服务法官及合议庭办案,但是,一方面,专业法官会议仅讨论法律问题,因此需在具体案件中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明确区分,否则将带有“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之弊病;另一方面,专业法官会议兼具统一法律适用的职能,因而亦需要将具体法律问题转变为抽象法律问题,架起个案咨询与类案统一法律适用之间的桥梁。

第三,一直以来,关于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始终围绕“行政化”与“去行政化”,普遍认为专业法官会议运行的理想状态是彻底去除院庭长因为行政权力带来的影响力。但域外相关制度并未彻底消解院长、庭长或首席大法官影响力,反而赋予院长、庭长或首席大法官额外的指挥权或投票权,使制度能够更加便捷高效运行。由此可见,“去行政化”的核心不在于专业法官会议的主持人是否由院庭长担任等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而在于审判监督权是否能与行政管理权有效分离,专业法官会议制度是否能够摆脱一直以来的司法行政化传统。

第四,尽管专业法官会议并不依赖“一致同意”“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原则产生决策,但是专业法官会议的核心原理依然是司法民主,域外相关制度扩大司法民主深度及广度的实践能够为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构建带来启示,如吸纳不同背景人员、不同利益代表等加入讨论过程,尤其是在统一类案裁判尺度、决定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层面上,将司法案件与社会议题相结合。这与古代会审制度的价值理念亦不谋而合。

第五,域外实践中一些程序设计也颇有特点,例如美国将撰写多数方意见的任务分派给多数方中立场最不坚定的大法官以便其能够借此说服自己、德国民事审判庭向大审判庭提起分歧提请前必须先向作出被偏离判决的民事审判庭提出询问、台湾地区法律座谈会讨论的具有原则重要性的案例报请民事庭会议等作出决议等,能够较好地通过程序设计实现制度功能,可以为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五、规范:专业法官会议的运行模式构建

(一)宏观层面:专业法官会议的整体设置

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定位之间有潜在逻辑,一方面,个案咨询为核心功能或基础功能,院庭长审判监督及统一法律适用两项衍生功能均依托个案咨询实现;另一方面,将专业法官会议作为院庭长审判监督平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官素质与还权法官的不相适应,需要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担负起监督作用,而以专业法官会议为平台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在于,在个案讨论研究中抽象出类案裁判规则,避免同案不同判。从这两项扩展功能的需求端考虑,院庭长监督需求程度及统一法律适用需求程度是影响专业法官会议效用发挥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法院审级与上述两个影响因素分别呈现负相关与正相关关系。

因而,不同审级法院对于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期待不同,应当在功能定位上有所区分,具体而言,审级越高的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应当越侧重于统一法律适用,审级越低的法院,专业法官会议的职能应当越侧重于院庭长审判监督。

就我国目前司法体制而言,除专门人民法院外,最高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法院专业法官会议更宜主要发挥统一法律适用职能,中级与基层法院更宜主要发挥院庭长审判监督职能。在组织形式上,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可设置院级和庭室两级专业法官会议,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院级专业法官会议组织运行、统筹庭室法官会议成果转化,庭室则负责自身审判领域法官会议的组织运行及依托专业法官会议条线指导下级对口业务工作。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可灵活设置专业法官会议,统一将归口管理部门作为专业法官会议议题收集、研讨组织的平台和程序流转的中枢。

在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的实现路径上,最高法院可将专业法官会议与指导性案例发现、培育、发布和司法解释的起草、审议、公布制度相关联,适时将专业法官会议研讨成果转化为具备法律效力的指导性意见;高级法院可将专业法官会议作为辖区补充性或补白性(法律、司法解释未涉及或未明确)等统一法律适用议题与典型案例制度、办案指导制度相衔接,适时将研讨成果转化为具备地区参考效力的制度规范。在中级和基层法院院庭长监督实现路径上,中级法院的监督范围除了本院作为一审法院承办的“四类案件”外,还应当聚焦于本院不同审判团队对于同一法律问题的理解,以便更好发挥审级监督作用;基层法院的监督范围则可以适当突破法律问题这一界限,将“与所讨论法律问题直接相关的案件事实是否查清”这一事项纳入院庭长监督范围。

而在人员组成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制度文件明确“根据会议讨论议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因此,可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等人员中建立专家库,加强与相关行业组织、政府机构的交流合作,完善专业法官会议外部制度供给,丰富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外部人员类型以期最大程度实现司法民主。

(二)中观层面:专业法官会议的机制衔接

1.与审判监督权的融合

明确“四类案件”的发现主体,细化“四类案件”的识别标准,[13]在完善“四类案件”的识别标记机制基础上,规范院庭长主动要求召开专业法官会议情形,对于院庭长认为应当通过召开专业法官会议行使审判监督权的,需向与会人员说明提议召开的理由,并记录在案,有舆情报告单、违法审判举报材料、人大代表督办意见等书面材料的还应附相关材料,确保全程留痕,避免院庭长任意召集专业法官会议,滥用审判监督权。

2.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 “院庭长‘四类案件’的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院长、副院长、庭长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根据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意见对案件进行复议。经复议未采纳主审法官会议形成的多数意见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应当按照规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然而,实践中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发生联结的情形很多,需要对上述原则性意见进行细化:

(三)微观层面:专业法官会议的程序规则

1.会前程序

对于法官提请召开的情形,法官应制作议题报告书介绍拟提请专业法官会议咨询的事实查明情况及法律问题,法律问题的说明应当简洁抽象,把待解决的问题拆分为若干个小问题[14]。同时区别提请讨论案件类型不同说明审理过程及提请原因,如对于合议庭成员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说明合议庭成员不同意见,对于裁判规则、尺度有待统一或者在法律适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说明不同裁判观点等。此外对于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规则、尺度不一致的,还应当提前询问作出在先判决的法官或审判庭室,并将询问过程计入议题报告书中。院庭长提请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监督“四类案件”的,亦应当提前向参会人员简要介绍案件情况。(议题报告书见附件)

法官或院庭长提出议题讨论申请后,由专业法官会议归口管理部门将具体申请按顺序登记于专业法官会议申请咨询登记簿,明确规定登记簿登记的申请事项达到特定数量后即启动会议召集程序。

由院庭长根据拟讨论案件具体情况指定某些院外人士及法官参加,除此之外不限制其他法官参会,审判研究及审判管理人员应当参会,审判辅助人员可以列席会议。确定参会人员后,归口管理部门指定一名专业法官会议秘书编制会议议程及议题并发布公告。同时,秘书将议题报告书分发给参会人员,由参会人员填写回执后反馈至秘书。[15]

由院庭长召集主持会议,这是因为院庭长具有较高的协调力、组织力及审判力,前已述及,是否由院庭长召集主持会议并非专业法官会议“去行政化”的重要环节,相反,由院庭长召集主持会议,无论是人员参会数量还是会议节奏把控上均能够得到保障。

2.会中程序

建立对法官提请讨论案件的过滤机制,规定专业法官会议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认为法官申请事项无需讨论的,则不再作为讨论议题。

首先由承办法官汇报案情,参会人员平等独立询问案情,围绕咨询法律问题,每人简单发言,随后主持人根据会前收集的回执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争议焦点;参会人员再围绕讨论争议焦点进行辩论,在辩论发言中修正个人观点及理由;最后,发表最终处理意见时按照职级、资历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避免普通法官受院庭长或者自身法官意见的影响,产生趋同心理。对于“四类案件”设置表决程序,形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对于法官提请的案件,无需设置表决程序,但在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形成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

3.会后程序

根据法院审级及具体功能区别,可细分成果转化途径,涉及裁判规则指引发布的,可由审判研究部门根据会议意见起草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审议;涉及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发布的,可由承办法官根据案件审理、会议讨论过程及裁判理由等撰写案例,并提交审判委员会审议发布;涉及对个案提供咨询意见的,可由主持人指定一致意见或多数意见法官中的一名或几名撰写咨询意见书,如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分歧较大,未形成多数意见,则由主持人在各派意见法官中指定一名或几名分别撰写咨询意见书,如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案件过程出现前述与审判委员会联结的情形时,院庭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该案件,并附咨询意见书。

这种安排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提高咨询意见书质量,推动咨询意见书成为法官体现自身专业素养的名片,形成良性循环,提升专业法官会议质效;二是理顺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关系,使专业法官会议形成的成果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力,有人担心,这种设置将导致专业法官会议的制度空转,尤其是在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与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高度同质化的情况下,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更应当强调专业法官会议人员组成的多样性,突出其智库性质,将专业法官会议定位于沟通法官、合议庭及审判委员会之间承上启下的机制;三是便于计算法官工作量,通过前述回执以及咨询意见书的撰写及评价,依据一定的权重设置,将法官参加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计入工作量,作为绩效考核的加分项纳入业绩档案。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该指导意见采用“主审法官会议”这一称谓,与各地试点运行的“专业法官会议”“法官联席会议”并行不悖,实质是类似的会议工作机制,会议名称只是一个形式,目前还在试运行之中,没有必要强求绝对统一。

[2] 汪自洁:《中国合议庭制度改革研究——以群体决策理论的视角分析》,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0页。

[3] 谢冬慧:《中国古代会审制度考析》,载《政法论坛》第28卷第4期,20107月,第92页。

[4] 吴春雷:《民众审判制度与会审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天津法学》2015年第1期(总第121期),第 24页。

[5] 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四类案件:(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2)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3)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6] 分别为浙江高院、甘肃高院、北京三中院、深圳中院、徐州中院、北京朝阳法院、北京房山法院、北京石景山法院、深圳福田法院、天津滨海新区法院、甘肃兰州新区法院、江苏江阴法院。

[7] 如重庆高院、浙江高院、北京高院、黑龙江高院。

[8] 如陕西高院、四川高院、甘肃高院。

[9] 审判庭法官会议是在本审判庭内设置,由本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庭长助理、审判长及其他法官组成;条线专业法官会议是在某一审判领域内设置,由分管副院长,同一审判领域的庭长、副庭长、庭长助理及由主持人根据讨论事项需要而指定参加的其他法官组成;联席法官会议是跨审判领域设置,由分管副院长、不同审判领域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庭长助理及由主持人根据讨论事项需要而指定参加的其他法官组成。

[10] 兰州新区法院法官人数为14名。

[11] 杨丽娟:《专业法官会议运行机制“仪式化”色彩之反思》,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3期,第135-142页。

[12] 由于填写调查问卷的均为专业法官会议的归口管理部门,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体现该部门对专业法官会议的态度。

[13] 例如可将“四类案件”具体为当事人人数或诉讼标的额达到一定标准的案件,已经引发重大舆情的案件,当事人信访较为严重且涉及违法审判的案件,超12个月以上长期未结案件,人大代表督办案件,拟改变检察机关的指控罪名或量刑建议的刑事案件、拟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或责令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等,

[14] 此处借鉴使用群体决策中的特尔菲法,把待解决的问题拆分成几个小问题,可以很好地降低解决问题的难度。

[15] 此处借鉴使用群体决策中的特尔菲法,优势在于填写回执时各参会人员必然会在会前认真思考、准备意见,且意见会比较充分表达,既有助于提高发言质量,又可以提高沟通效果,避免参会人员在会上受到从众心理影响,有利于形成观点交锋,提高两轮讨论实际效用,同时,回执也可以成为折算法官参与专业法官会议工作量的依据。


 
责任编辑: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