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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大屠杀》:道德责任是抵制邪恶的防线
作者:马玥  发布时间:2019-11-03 09:37:11 打印 字号: | |

将“犹太人”、“纳粹”、“集中营”这几个名词放在一起,你应该会立刻想到发生在1941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公众的意识中,那一场大屠杀业已成为一个民族的灾难、文明的损伤。如果有人说,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即使是在现在,再次发生大屠杀的可能性也没有消失。你会相信吗?还是会觉得荒谬?

事实上,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尝试解释那些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转变为德国集体罪行中的刽子手,文明化进程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严密的组织机构使受害人在大屠杀来临时变得孤零无靠。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大屠杀已经过去近70年,这本书仍然值得被仔细阅读,书中辛辣坦诚、一针见血的分析一定会将你惊出一身冷汗。

反思现代性

鲍曼教授在这本书的导论中解释了写作这本书的原因: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鲍曼教授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现代性有两个显著的特点:技能专业、程式严格、规则约束带来了效率和便捷;自我权利的主张推动了自我控制机制,非暴力成为文明的代名词。于是,现代文明社会带给了我们这样的直观感受:理性、安全。我们庆幸从前现代社会的丛林法则中逃离出来,运用理性和技术孜孜不倦地巩固来之不易的现代文明。

然而,现代性只有好处吗?鲍曼教授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现代性最突出的一个缺陷,也是造成大屠杀的重要原因,就是现代性造就了纯粹理性世界并进而导致个体与道德的分离,文明化进程虽然消灭了私人间的暴力,却没有让暴力彻底消失,暴力被集中在国家机器手中,当国家机器被垄断的权威发动并依靠官僚体系运行时,其威力便如脱缰之马。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火车将犹太人运送到集中营、犹太委员挑选死亡人选、将人选送入“浴室”(毒气室)、按下毒气开关,流水生产线技术在这里得到了应用,甚至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也被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每一个从事大屠杀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只是在从事一项社会管理公务,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和权威命令,并将做好公务作为职业荣誉,整个过程充满了盲目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曼认为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野蛮屠杀,1941年大屠杀是经过理性设计、充分利用技术责任并被严格流程化的现代性产物。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大屠杀惨剧成为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拯救之途

大屠杀的直接实施者并不是肆无忌惮的暴徒,他们也有爱妻、子女、朋友,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显示,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道德冷漠和道德盲目呢?鲍曼教授认为,道德产生于与他人相处中,而与他人相处首先意味着责任,道德意味着“对他人负责”,由此也“对不是我的事,甚或与我不相关的事”负责。从这个角度上说,接近意味着责任,责任意味着接近。一旦接近被腐蚀掉,则责任将归于沉寂。因此,随着社会距离寸寸增加,干不道德的事变得更加容易。设计核弹头的人大可不必为广岛的灾难而陷入道德困境,由于对后果没有切身体会。正是因为现代技术延长了因果关系链条,人的行为能够在有距离的情况下生效,距离造成了个体间的道德冷漠。此外,道德的人即使知道或者相信行动是不道德的时候,仍然能被驱动去干不道德的事,条件是他们确信专家或权威已经把他们的行动界定为必不可少的。毕竟,在我们的社会中,大多数行为不是依据讨论它们的目标,而是依据一些知名人士的意见或者指示来确立其合法性的。

社会距离增加、迷信权威,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你对此熟悉吗?如果你在大屠杀的情境中,是否也会很容易被说服抛弃道德责任并将自我保全合理化?而拯救之途就在这本书中: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责任编辑:邢星